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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京沦陷后,按照日军攻占南京的部署,进城后立即开始“扫荡”,并执行不留俘虏的政策。

据中岛今朝吾12月13日日记记载:
“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
这一不留俘虏的政策在师团以下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1、无差别屠杀的开始
据上海派遣军第十三师团一○三旅团长山田栴二12月15日日记记载:“派本间骑兵少尉去南京,联系处理俘虏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说将俘虏全部杀掉。”
据上海派遣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联队长两角业作记载:“军下达命令要处理所有的俘虏!”
据上海派遣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四中队步兵少尉宫本省吾12月17日记载:
“下午参加了盛大的南京入城仪式,亲眼目睹了这一庄严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傍晚回来,立刻出发加入了对俘虏兵的处决。由于已杀了两万多人,士兵杀红了眼,结果,竟向友军发难,杀死杀伤友军多人。”
显然,不留俘虏的政策在日军的各个层级都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此时,南京的空位期已全面来临。南京市民生活的空间明显地分为四个层次:外城(城墙外)中城(安全区界到城墙)内城(安全区)和城中城(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在这四层空间格局中,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安全区(内城)以及安全区周边的地方。
因此,拉贝同日军高级指挥官沟通的时候,对离安全区较远的地区尤其是外城发生的情况了解很少。随后,日军从外城深入中城和内城,以清缴残兵为名,分片扫荡,青壮年命悬一线。

据许传音在东京审判的法庭陈述:
“随后,日军开始按户检查,拿走他们找到的食品和其他东西,并且带走他们认为可以为军队服役的适龄的青壮年男子,把他们和解除武装的士兵捆绑在一起,驱赶着前往某地或就地枪杀。”
屠杀青壮年也是按照日军高级将领的命令执行的,如第九师团步兵第六旅团的旅团长秋山义兊命令:“应将所有青壮年都当作残兵败卒或便衣队逮捕监禁。”很快,日军的屠杀机器开到了安全区。
他们以安全区混入便衣兵为名,在安全区乃至难民所进行了烧杀抢掠。据12月16日魏特琳的日记记载:“今夜我问菲奇情况怎样,在恢复正常秩序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他回答说:‘今天简直是地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费吴生深感黑暗,源于安全区遭到了侵扰。安全区的名字寓意着在战乱的南京,这里能够为南京难民提供避难,但日军以粗暴的烧杀抢掠告诉了南京市民:“安全区不安全”。
“安全区”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官兵被杀更令安全区委员会痛心疾首。在12月12日晚的那场大撤退中,不少军人进入了安全区,一开始,安全区委员会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国守军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按照国际惯例,可以保留生命。于是积极组织军人集体缴械,再由安全区委员会出面与日军交涉。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据蒋公穀12月28日日记记载:
“司法院收容所,被敌人硬捕去上千无抵抗的弟兄,都被敌人弄死:外侨们认为这是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失败,深自引责,美侨李格斯,且曾因此痛哭过一次。”
费吴生面对很多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日军抓去杀害后,也深刻意识到当初判断的失误。
据费吴生日记记载:
“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的士兵,昨天勉强地把武器交给我,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他们?或者是那个来自北方的满身绷带的中士,当他决定自己命运时仍然用混浊的眼光乞求着我,我是多么愚蠢,告诉他们日本人会保全他们的生命。我们曾经真诚地希望他们在日军许诺下继续活下去,至少当日军到达时秩序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建。我们很难想到,我们将亲眼目睹当代无与伦比的残暴与野蛮。因为更恶劣的日子继续到来。”

缴械兵是安全区委员会在日军进城时最担心的三件事之一,在提交给日军高级指挥官的南京市民生活秩序顶层设计方案中,明确期望日军网开一面,但是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2、安全区的的阻碍
此外,日军对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接管的伤兵医院的救护工作,也是极力阻拦。
红十字会伤兵医院的组建有着中国军方背景,在危急形势下,当时的军医负责人金诵盘联系安全区委员会,将伤兵医院交由安全区委员会运作。安全区委员会随即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名义来运作伤兵医院,由马吉和福斯特负责。
据史迈士12月13日致家人的信记载:
在办公室,我们得知龙上校给了拉贝先生30000元钱用于筹备红十字会。我迫不急待地要在10时以前组织委员会。我们拉上马吉和福斯特,我几乎一手指定委员会的成员、其主席及秘书等。马吉首先立即去接伤员,我又建议他作为主席,福斯特作为秘书天弘优配,去指定的三个地方一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看那儿的人员是否配合得力。我与米尔士及其他人立即着手印刷传单,告诉人们在“关键时刻”的注意事项。
日军进城后,起初外籍人士还是能够随便出入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这些伤兵收留地,但14日下午就被禁止入内了。
对于安全区委员会最关心三件事:安全区、进入安全区的一些缴械士兵和新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日军均不予重视,从根本上否定了安全区委员会为南京市民生活秩序的顶层设计方案,直接导致空位期的长时间延续。

据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在1938年3月8日《给朋友函》中写到:
“我在研究社会学时经常听说‘空位期'的恐怖状况。我们经历了南京沦陷,经历了12月12日晚中国军队的撤退,经历了从星期天下午中国将军离开至星期三日本最高指挥官到达的一段无政府时期,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由平民造成的混乱!所有的混乱都是日本人制造的,从13日晚上开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与我们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也许是我们对安全区组织有序,也许是英勇的中国工人保持供电、供水及电话线路畅通,在12月12日晚之前我们在混乱的汪洋里保持了一片绝对的秩序:但只有一个原市政府的职员留下,连警察局长都跑走了!新闻报道中提到焚烧只在城外,不在城内。换句话说,我们为日本人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让他们和平地接管市民,在一两天内让基本设施正常运行。可他们公然熟视无睹,放弃机会。”
3、外国人士的抗议
日军没有采纳安全区委员会安排好的“秩序”,和平地接管难民。反之,在全城推行烧杀抢掠。据记载:“在占领南京后的13日到入城式的17日前夜,日本军的虐杀规模最大”。这样一来,安全区委员会估算的“短暂的空位期”也就长期延续。面对日军持续的暴行,外籍人士除了抗议还是抗议。
抗议的方式多种多样:
第一、以安全区委员会的名义抗议。
从12月16日开始,拉贝每天汇总日军的暴行,递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官员。如12月19日,拉贝向日方通报了日军连续几日犯下的70桩罪行。
12月20日又向日方通报了26项罪行(序号为71号一96号)。12月21日,12月22日又向日方通报了26项罪行(序号为97号一113号)。

第二、外籍人士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抗议。
据史迈士12月18日致家人的信记载:
“我们起草了最详尽的一封信,要求用一切可能的军事手段恢复秩序…然而那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日军到处抢劫、强奸。拉贝和我决定作为德方和美方代表要求采取行动,那时是下午5时30分,只看见冈崎一个人在屋里,所以只得对他讲。拉贝开门见山地说,他是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德国最高荣誉的膺获者,德国领导的代表。我强调我们只是对保障人民的人道主义权益感兴趣。冈崎说他下午已让福田去和军队商议。”
对于此项举措,史迈士印象深刻,在东京审判法庭作证时依旧清晰记得。据史迈士在东京审判法庭陈述:“起初由我负责起草抗议信函,后来拉贝建议:考虑到我们分属不同国家,我们采取轮流签署的方式。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发出两封抗议信。通常其中一封由拉贝和我亲自交给日本大使馆;另一封则由信使送出”。
第三、外籍人士集体前往日本使馆抗议。面对一周来秩序的持续恶化,外籍人士气愤到了极致,于是约定前往位于鼓楼的日本使馆抗议。
据魏特琳1937年12月21日日记记载:
“今天下午,南京所有的外国人给日本使馆送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为了20万南京市民以及日本军队的自身形象,恢复南京的和平。由于我刚去过日本使馆,所以我没有同他们一起去。”
连续的抗议,加之日本使馆官员在日本军方和外籍人士之间的折冲,还是取得了些许效果。

据时任日本驻南京使馆参赞的日高信六郎在东京法庭供述:
“一些关于传闻日本军人为非作歹的报告,由外国侨民送交给总领事。但是,这些报告大部分出自耳闻,由于总领事没有时间去调查事情的究竟,因而将这些报告都转往在东京的外务省和在南京的军方。看来在东京的外务省将这些报告知会了陆军省。”
日高信六郎认为这些报告到了陆军省也是有其它证据支撑的。据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事务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东京审判法庭陈述:
“大约在12月13日,我国军队胜利进入南京。有鉴于此,我国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从上海返回他的岗位。他从南京向外务省递交的第一份报告就是有关当地我国军队暴行的。当时外相对此事感到警觉和担心,敦促我迅速采取一定的措施查禁此类不光彩的行径。我答复他,该电报报告的副本已经交给陆军省,我还准备在即将举行的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联席会议上告诫军事当局注意这类行为。这次联席会议很快就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了。”
而且石射猪太郎还陈述:“我得知,广田外相曾经请求杉山陆相针对南京暴行事件迅速采取严厉措施。”
4、屠杀的手段——难民登记
对于外籍人士的“多管闲事”,日方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正如日方高级将领和特务部门的日记、信件和回报中所说,南京市民对欧美人士的依赖心极强。因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结束,日方就开始思考如何将聚集在欧美外籍人士周围的中国人遣散回家。

难民回家的前提的治安环境的改善,由于日军烧杀抢掠毫无收敛之意,一些难民回家路上遭遇不幸的消息很快又会传出,导致更多的难民不敢离开安全区。
事态进入了一个胶着期,此时日军最期望的状态是:难民离开安全区回家,面对日军的烧杀抢掠不得反抗。不过只要有欧美外籍人士在场,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悖论,因此对立在继续,屠杀在继续,空位期在延续。鉴于日军牢牢掌握南京秩序的主导权,可以以任何借口让对立面活得更加痛苦和艰辛。
在这样的背景下,难民登记被日军提上了日程,其用意一举多得:继续扫荡,征服中国人意志,为自治委员会运作做铺垫。
可以说,日军进城时的屠杀俘虏、杀害投降兵、滥杀青壮年已是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南京现存、潜在的军事力量;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使南京市民的意志屈服,只有这样,才能为殖民秩序建立打下基础。难民区人口登记是其中一招。
日军进城时,根据对安全区周围军装散落情形的判断和情报人员的汇报,认定有成批军人脱下军装混进了安全区。
据12月15日《步兵第七联队命令》记载:
“依据对至今(15日)抓获的俘虏所作的调查情况,几乎都是些下级军官及士兵,可以认定没有军官。估计是换成便衣隐藏在难民区里。”
可以说,安全区登记又是扫荡的延续。

1937年12月22日,拉贝日记记载:
“宪兵总部的两名日本人今天来拜访我,并通知我说,日本人现在要自己建一个难民委员会,所有的难民都必须登记。”
面对占领当局的这一“正当”要求,安全区委员会只能配合。
据魏特琳1937年12月29日日记记载:
“这个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男子登记工作还在继续。早在9时以前,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大门外很远的地方。今天,日本人比昨天厉害得多。昨天,他们叫当过兵的人自己承认,并许诺给他们工作和工资。今天,日本人检查他们的手,并把他们认为可怀疑的人挑出来。当然,被挑出来的许多人从未当过兵。无数母亲和妻子要我为她们的儿子或丈夫说情,他们是裁缝、做烧饼的、商人。不幸的是,我无能为力。”
5、屠杀的手段——军人甄别
军人甄别的情景给很多参与难民登记的人留下了深刻记忆。
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吴芝生口述:
“1937年冬月二十三日(送灶节)上午,我同芝堃到德商西门子电器公司驻京办事处(今小粉桥附近)去买米,当时买米的人很多,正簇拥着买米时,忽然来了三四个日本兵,他们抓男人看头、看手,检查中央军。”
当时的安全区确实躲藏了一批军人,其中不乏高级将领,中央教导总队的营长、团长就有好几位,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有着很多翔实的记载。

据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回忆:
日军的检查手续既严密而又彻底,加诸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照例要从头“摸”到脚,从外“摸”到里,决不轻易放过你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中国人能以通过日军的检查,首先得经过下列五道关口。一、洗劫——身上的钞票、钢笔、手表、铜板、皮夹、皮带,每一样稍微能值两文的东西,都会先被日军抢去,日军不愿意当众在尸首身上搜劫。二、摸头——由于战时我军多半剃光头,所以日军检查的第二步是“摸头”,摸摸看有没有蓄发?蓄得够不够长,否则,就地枪决。三、验额——验出来额头上有钢盔印子的,必是我军,一样当场处死。四、瞄腰——脱下裤子来瞄一眼,但凡腰上有系过皮带的痕迹者,日军一律认作我军,手一挥,拉过去,执行死刑。五、看手——命中国人把双手张开来细细验看,如果有右手持过枪的老茧,那就毫无疑问的是军人了,也是当下处决,毫不容情的。万一有天大的幸运者,幸能逃过了这上列的五道关口,也休想就此逃出鬼门关,由日本兵挥之使去。因为在上列五项检查通过以后,还有更可怕的一关,详加盘诘,不厌其详。
其实,在登记时,日军还有更严厉的手段,即利用方言来甄别军人就十分毒辣,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队有川军和广东籍的外地军队,方言较重,祸从口出,部分军人因此丢了性命。日军另有手段是:把大量的男性难民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让女难民认领亲人。
日军在中国汉奸配合下,以此办法又拉出一批军人枪杀。
据大屠杀幸存者熊秀芳回忆:
“还有一次,从别的地方拖来了很多年轻人,华小姐就对大家说:‘你们去认亲吧,这样就可以救救你们的同胞了。’华小姐的心很好,让我们去救救我们的同胞。没有被认出的人,就被带到江边,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
这样一轮军人的甄别,持续到1938年1月6日左右,一大批军人被拉出去杀害,也有一批青壮年遭遇横祸。

登记期间,日军也导演了一幕幕具有舞台效应的仪式,控制南京市民的思想,让南京难民感受亡国奴的现实。
据孙宝贤回忆: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日军就在学校周围布设岗哨后,再派兵进入学校,首令各教室之难民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女人和小孩集中在一起,不检查。男人集中在操场中央。国际委员会原在各教室难民中,选派一人为管理员,今天把管理员集合在一起,并成二批对立,中间留一空道约三公尺。一切布妥后,先由一个中国汉奸(翻译),站在桌子上说话,他说听说你们中间有中国兵、中国伙夫在里面,如有的话,你们可以自动站出来,我们绝对保障你的性命,每天只叫你们扫扫地,修修路,每天工作还给你们二毛钱,如果不站出来,一经查出,马上枪毙。…嗣即开始检查,每一人要由管理员中间通过,每过一个人管理员就问,你有没有保人,你的保人是谁,如果他说的保人亦承认保他,就算通过了,到一边有保人的地方去,如果没有保人,即另到一边去,没有保人的人,每到五六十人,即由日兵枪队押着上汽车,开到雨花台枪毙。将难民集中到操场,男性集中到操场中央,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汉奸站到桌子上致辞,再让男性难民一个个过关,极具舞台效应,凸显日军征服难民思想的居心。

登记既是对军人的一次甄别,也是在完成一个仪式,让南京难民感受亡国奴的现实,这与日军的战略是一致的。不过,上海派遣军在此事上表现了特别的“积极性”,而它之所以有如此动力,是因为登记附带杂项,可以满足日军多重私欲。在登记的同时,伴随着抢劫。此外,日军也在登记过程中物色长相不错的年轻女性,白天登记,晚上施行强奸。有时还为日军慰安所的成立物色人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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